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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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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建设
摘要：中国改革不同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暂缓。应该说，三十多来的改革实践是基本成功的，但这一成功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即经济改革可以与政治改革分开来，前者可以脱离后者而取得成功。这一假设在短时期内可以成立，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错误的。
中国改革不同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暂缓。或者说是，经济改革走快车道，政治改革走慢车道。应该说，三十多来的改革实践是基本成功的，但这一成功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即经济改革可以与政治改革分开来，前者可以脱离后者而取得成功。这一假设在短时期内可以成立，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变化了，必然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如果上层建筑不变化，就只会反过来阻碍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三十年后，目前就突出地遭遇到了这个问题，政治改革进程的滞后不但成为经济改革、甚至成为整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下面从三个方面稍加分析：
1．经济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源于政治因素
比如说，中国经济一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长期依赖政府投资的拉动，结果造成很大的投资浪费和产业结构失调。计划经济的失败教训表明，这些要素只能由市场分配，政府分配肯定效率上不去，也不能让产业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达到均衡。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多数老百姓手里的钱还是有限，而之所以收入有限很大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长期落后GDP的增长速度，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又长期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老百姓手里的并不多，自然没有更多的钱消费。内需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则是老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方面投入了太多资金，没有余钱进行消费。而分配结构的问题，以及“三座大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绝多数老百姓在国家根本政策制订中没有发言权，社会资源过多地流入了各种强势群体手中，多数人无法从经济增长的蛋糕争得自己应有的权益。
还有一个是市场经济缺乏法治保障的问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目前无论是执法手段，还是司法手段，均表明法律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保护神。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的不作为，如对许多制假贩假、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视若无睹，任由其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法外乱作为，例如这次山西搞煤炭资源整合，初衷是好的，但却破坏了法治秩序与市场规律。以前政府发给煤矿的许可证一夜之间就可以说了不算，这只会极大地损害民间的投资信心。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山西一省以及一些官员的强势作用，根子在于行政权过大，不受制约，以及司法不独立。我想，这时候应该没有煤老板去同山西省政府打官司，即使去打，也不可能会赢，甚至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
国有企业的垄断与回潮也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增加了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不只是其难以避免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很可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潜在的重大损害。例如，在石化产业，民营经济就一直成长不起来。市场经济是必须限制垄断的，但目前中国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均没有能够有效遏制国有企业垄断的“利器”，即使是《反垄断法》也给了垄断企业太多的空间。可想而知，如果国有企业全面扩张，实际上就等于是从市场经济全面倒退到了计划经济时代。而之所以有国进民退局面的出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非国有经济力量在政治决策中没有发言权。民营经济可以在市场上与国有企业竞争，但无法在政治舞台上同国有企业竞争，因此一旦交手，就只有败走麦城。
2．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源于政治因素
对中国稳定与发展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腐败问题。对目前的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民主似乎还可以不要，但对于腐败确是切实痛恨的。只是，老数老百姓没有意识到，之所以腐败问题根深蒂固甚至愈演愈烈，归根到底还在于不够民主，权力机关与官员的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我们传统的政治体制与官员体制强调上级监督与道德说教，但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根本无法遏制腐败蔓延的趋势。要根治腐败，也只有实现彼此制衡下的权力分立以及让官员们切实对百姓负责、受媒体监督，而这些都需要政治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
各种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征地拆迁引起的，还是司法不公所导致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某些官员处理不善，但其实质则是弱势群体缺乏正常与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例如，农民没有农会，村委会也往往不是代表而是侵占他们的利益，在各种征地拆迁中他们就很难获得自己合理的份额。在各种利益群体博弈中，强势群体势必会努力获得其最大收益，弱势群体没有必要的利益参与与表述工具进行制衡，就只能分得蛋糕中最小的一块，甚至一点都没有。如果他们的损失超过了其忍耐限度，他们的愤怒就必定要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渠道表达出来。因此，只有扩大基层民众的参与，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势头。
官僚分利集团也值得我们重视。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稳定的、专业的官僚集团，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核心管理者。但是，中国的官僚集团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力制约，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以长期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为例，不但浪费了本来宝贵的财政资源，还使得政府丧失了在民众中的信誉。而更严重的是，官僚集团在整个社会中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利益关系网，它所主导和执行的政策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有利于他们及其利益关系网的扭曲与变形，使得许多改革政策变了味、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要遏制官僚集团中的这种不良倾向，归根到底不外乎两点：一是减少其权力，把该给市场的给市场、该给社会的给社会，二是制约其权力，让其真正地对人大负责、对民众负责。
3．教育与科技创新受制于政治因素
教育、科技问题关系一个民族的长远未来，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状况堪忧。前不久钱学森去世，就再次引发了关于大师的忧虑与讨论。而能不能出大师，其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土壤——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其二有没有合适的养分——科技创新的支持与评价体制。目前这两种体制都有大的问题，即体现为没有学术自主。而研究是讲究自主的，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自然也不会有大师的产生。那种由国家设定课题、集体攻关的模式可能能够在某一方面搞出成果，甚至是影响很大的成果，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但不可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种共同创新的气氛，不可能在广泛的领域实现全面性的科技突破。苏联这方面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它的军事工业不可谓不发达，但整个科技水平却十分落后，一些轻工业产品都造不出来。当然，我们目前情况比苏联要好，但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
而学术之所以不能够自主，表面上看政府掌握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钱袋子，以及领导层的人事任命、甚至是成果的评奖等学术事务都被政府所把持，自然谈不上学术自主。但归根到底，是政府出于强化思想领导的原因，不愿让社会力量介入科研特别是教育事务，社会力量难以成长为支撑科研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平台。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政府统管一切的政治模式，形成合理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
以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政治障碍。不扫除这些障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很难得到提升，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经济调整增长已有30年，但熟悉经济规律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指望这样的高速增长长期持续下去。我们的长期持续增长确实要归功于体制，例如政府对资源的强力汲取，并将之不断投放到经济发展之中去。但是，这种模式是无法持久的，并造成如前所述的诸多问题。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最大任务与挑战，或许并不在于继续维持并不正常的高速增长，而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弥以前累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与深层次矛盾，使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轨道。
（作者系湖南省湘潭市羊牯塘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