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并先后主持了五轮六方会谈，其作用为各方所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文结合朝核问题发展态势，通过对中国参与程度、中朝互动情况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推动危机解决方面扮演着一种协调人和危机挽救者的角色，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仍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朝鲜自身。其中的根由在于，朝核问题首先是美朝间的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地区安全问题。美朝应该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付出更多的诚意，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关键词：朝核问题；中国影响；定量分析

    自从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推动问题解决，开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积极参与者，这与它在1994年（在这一年，朝鲜与美国签署了《框架协议》，暂时解决了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1]但中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对朝鲜决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对此各方仍有不同认识。美国布什政府认为，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但它不愿这样做。[2]而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对平壤影响有限，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3]哪种论断更加接近事实呢？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在推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角色进行勾勒，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可能会为观察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02年1月至2007年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结束）之间，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关于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各种事态充分涌现，中国的参与也空前活跃。因此，这段时间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对朝核问题影响的理想样本。此外需说明的是，本文中所统计的事件均通过公开途径获得，主要来自于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驻朝大使馆网站以及由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外交》[4]，下文不再注明出处。     

一．朝核问题演变的态势

 

    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相关事态的波动起伏，是衡量中国影响程度的最直接依据。因此，本文将首先评估2002年1月以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态势。朝核问题对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其主要事态主要发生在美朝之间。至少在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这段时期内，美朝关系与朝核问题是混杂在一起的。因此，这里评估的主要是美朝之间的相关事态。按照不同事态的正负影响程度，笔者对之进行了赋值，以绘出直观反映朝核问题演变态势的折线图。赋值原则是：正面事态其值为正，正值越大，事态越积极；负面事态其值为负，负值越大，事态越严重；中性事态或无相关事态其值为0。除0以外，数值链以2或-2为基数，采取倍增方法取值，这样能使折线图形波动更加明显，便于观察与分析。具体赋值标准如表1。

     

表1  朝核问题相关事态的赋值标准

 

     

        根据以上标准，笔者对统计范围内的相关事态分别进行了赋值，并将结果绘成如下直观的折线图：

         

     

    图1直观地显示出，在自2002年1月起的五年多时间中，朝核问题曾四次达到非常严重（数值为-16）的地步，一次达到极其严重（数值为-32）的地步。根据对相关事态的整理可知，四次非常严重的情况都与朝鲜正在或有意进行的核计划相关，它们分别是：①2002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朝鲜期间，朝鲜承认了自己的核计划，从而引爆第二次核危机；②2002年12月朝鲜宣布已开始启封其被冻结的核设施并拆除监测核冻结的摄像机，以启动电力生产所需的核设施；③2003年1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④2005年5月朝鲜重新启动根据1994年《框架协议》冻结的核反应堆。一次极其严重的情况是：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试验。该事态使得朝核问题升级到最为负面的程度。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那就将超出核问题本身，甚至可能发展为军事对抗甚至冲突。

 

    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事态。首先是2002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国际财团为朝鲜建造两个轻水反应堆提供资金。此系执行1994年《框架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但当时第二次朝核危机尚未爆发，不能说明此后的事态发展。而在第二次危机爆发以后，积极的事态分别有：①2004年2月第二轮六方会谈启动了对实质问题的讨论，并同意成立工作组；②2004年6月第三轮六方会谈提出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核问题的和平解决；③2004年9月第四轮六方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即“9·19”声明），其中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方则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这一事态是相当积极的[5]，如得以落实，其成果将超过1994年的朝美《框架协议》，并导致朝核问题的根本解决。遗憾的是，由于随后美国以涉嫌“伪造美元”、“洗钱”等为由，冻结了朝在美资产并对朝实行金融制裁，朝核问题迅速朝负面方向发展，并最终出现朝鲜核试这样的极端事态。④2007年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达成共同文件，朝方承诺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各方同意合作向朝方提供经济、能源、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决定成立相关工作组。这是朝核问题演变过程中的又一积极进展，它表明通过六方会谈，朝鲜半岛局势开始从朝鲜核试后的阴霾中走出来。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可知，朝核问题远未达到根本解决的地步，目前这一积极趋势也并非已不可逆。今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二．中国参与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以下将从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因素对朝核问题发展态势的影响：一是在整个朝核问题层面的中国参与程度，二是中朝互动情况。本部分先考察中国参与程度。在这里，中国参与主要是指外交参与。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是通过和平方式参与推动问题的解决。中国不是朝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没有理由也不应该采取非外交的方式，特别是非和平的方式。根据参与的程度，笔者对中国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赋值。赋值原则与方法与表1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中国参与的最低程度为0，没有负参与的情况。具体赋值标准见表2。

     

表2  中国参与程度赋值标准

 

     

        根据上面的赋值标准，笔者对近五年多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参与情况绘成了如下折线图：

         

     

    图2显示，自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积极参与的态势，试图推动问题的解决。这种参与先后10次达到高峰（数值为+32）。根据对资料整理的情况可知，这10次参与分别是：①2003年4月主持中朝美三方会谈；②分别于2003年8月、2004年2月、2004年6月、2005年7至8月、2005年9月、2005年11月、2006年12月和2007年2月主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一阶段、第四次第二阶段、第五次第一阶段、第五次第二阶段和第五次第三阶段六方会谈；③2003年10月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朝来推动朝核问题解决。这种高强度、高频率的参与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有何影响呢？笔者将朝核问题发展态势折线与中国参与程度折线合绘在同一图中，得出图3。根据图3及中国参与的具体事件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最高程度参与（数值为+32）之后，绝大多数时候朝核问题态势向正面发展，仅有两次未明显影响（2003年8月主持第一轮会谈和2006年12月的第五轮第二阶段会谈）；

    2．中高程度参与（数值为+8~+16）之后，绝大多数时候朝核问题态势向正面发展，仅有一次未明显影响（2005年3月胡锦涛、温家宝分别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朝鲜总理朴凤柱）；

    3．低程度参与（数值在+4以下）之后，朝核问题态势或趋正面，或趋负面，无明显趋势；

    4．朝核问题的四次严重事态与一次极端事态都发生在中国零参与或低度参与之后；

    5．无论中国如何参与并努力，始终未能使事态超过第二次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尽管在2004年“9·19”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但这一声明一直没有得到落实，而且以后多次会谈的成果都没有超过这个声明的水平。

     

三．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接下来考察中朝互动对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影响，中朝互动是中国影响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把中朝互动界定为中朝间重要互访。重要互访虽不能完全体现双方互动情况，但仍具有相当的指标性意义，考察起来也具有可操作性。所谓重要互访，这里主要指最高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或国家元首）、除最高领导人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或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常任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政府首脑、军委主席或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政协正副主席）、党政军高层（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务委员、军委副主席和委员、国防部长或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级别以上的互访。不具重要指标意义的其他访问，如地方互访、人民团体交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访问与交流等不计在内。此外，多边场合进行的双边交流也不计在内。

 

    根据以上界定及与表2相同的赋值原则、方法，制定如下赋值标准：

     

表3  中朝重要互访情况赋值标准

 

     

        根据以上赋值标准，可绘出如下折线图：

          

     

        从图4中看不出特殊之处，具体可知的是：自2002到2006年间，中朝间每年都有中央领导人层级的互访，最高领导人访问则有三次。根据对中朝重要互访情况的整理，可知这三次分别是：①2004年4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非正式访问中国；②2005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访问朝鲜；③2006年1月朝鲜金正日总书记再次非正式访问中国。作为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国来说，这样的互访频率与强度并无特殊之处。现在的关键是把中朝重要互访情况与朝核发展态势结合起来分析，具体情况见图5。

       

     

    由图5及对中朝重要互访情况的整理可知：

    1．三次最高领导人访问后，两次后面伴随着朝核问题态势向正面发展，但幅度不大；一次后面是事态向负面发展，但同样幅度不大（2006年1月金正日访华之后，美朝间仍在金融制裁问题上互不相让）；

    2．中央领导人层次访问之后，朝核态势多向正面方向发展，或保持原状，仅有一次访问（2003年4月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访华）后态势稍微趋向负面，但整个事态仍保持正值；

    3．党政军高层访问之后，朝核态势或保持原状或向正面发展；

    4．其他层次访问之后，朝核态势或升或降或保持原状，彼此之间无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5．朝核问题发展过程中四次严重事态与一次极端事态发生的前月大多无中朝间重要互访，仅有一次的前月有低层次访问（2005年4月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姜锡柱访华，5月朝重启核反应堆）。

 

四．几点分析

 

    综合第二、三部分考察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除了少数例外，中等程度以上的中国参与、高层次的中朝互访对推动朝核问题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2．缺乏中国的参与或中国未对朝鲜施加影响，朝核问题很可能向负面方向转化；

    3．中国的正面作用多止于使会谈取得部分成果，在最好情况下也仅是使事态回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没有导致朝核问题的根本解决；

    4．中国对朝影响受限于美国反应。例如，2006年1月金正日访华之后事态仍趋向负面发展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朝金融制裁问题。

 

    首先要承认，中国在推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具有无可置疑的积极影响。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中国的积极斡旋，朝核问题很可能演化成一种难以收拾的局面，对朝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局势造成重大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各方才多寄希望于中国，朝核问题历经五年风雨各方才仍能保持会谈而不致演化成地区冲突与对抗。应该说，中国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行动是积极的、负责的，应该值得肯定与赞扬，任何批评中国不想或没有努力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指责是站不脚的。

 

    但是，中国的作用仍然是有限度的，它主要是作为美朝中间的协调人，至多起到危机挽救者的作用，很难单靠中国从根本上解决朝核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朝核问题首先是美朝间的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地区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的源起和走势都与美朝关系密切相关，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和朝鲜手里。因此，尽管朝核问题恶化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但无论是从事件的起因还是从主要矛盾关系来看，与朝核问题相关的主要还是朝美关系，而不是朝鲜与其他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打开朝核问题这个“结”的，也只能是美国和朝鲜自身。其他国家只能参与或推动，但无法在朝美均不采取实质上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政策的情况下，去促成危机的彻底解决。有新闻分析指出，此次第五轮第三阶段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同朝鲜副外长金桂南于前一月在柏林的会晤定下了“盘子”。[6]这也反映出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和朝鲜而不是中国手里。

 

    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要认识到中国影响的限度，不要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时，中国既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努力参与和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又要认识到自身作用的限度，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推动美国与朝鲜自身改变政策上面来。在影响朝鲜政策方面，正如上文所显示的，中国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影响美国政策方面，中国做得似乎还不够。当然，美国要比朝鲜强大得多，中国能够施加影响的途径有限。但这里不仅是实力对比的问题，其中还有政策导向、外交技巧等方面的因素，中国还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必须指出，这样做并不是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去和美国“踢皮球”。朝核问题严重化、扩大化对中国建设和平的周边环境不利，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也是中国关键利益所在，中国应该推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而要彻底解决朝核问题，目前应做的核心就在于，直接当事国必须承担起当事国的责任，而中国则从协调与推动的角度进一步努力参与，分清主次，多方协力，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朝核问题早日解决。

     

五．结 论

 

    以上就是本文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几点论断，其核心结论是：中国在推动朝核危机解决方面扮演着一种协调人和危机挽救者的角色，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仍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朝鲜自身。当然，本文的分析是建立过去五年多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朝鲜全面核武装或是政权发生崩溃、美国以伊拉克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等等。因此，随着国际、地区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朝核问题自身的演变，这种结论也可能需要改写。但考虑到近几年之内朝鲜半岛各方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本文结论至少在短期内是适用的。因此，根据以上结论可进一步推断，如何促使美朝这两个当事国自身采取更加灵活与务实的政策是当前尤其关键的问题，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在这方面予以更多注意。在此要附带指出的是，美国代表总是希望中国发挥更多作用，特别是对朝鲜施加更大影响。[7]这种回避政策来源于美国对朝核问题的定性与会谈策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希望把朝核问题首先视作一个地区安全问题，希望把六方会谈变成“五对一”式的会谈以增加对朝鲜的多边压力[8]。但是，这仅反映了美国的私利，并不反映危机的本质，也回避了问题的症结。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对已经着力甚多的中国寄予更多希望，施加更大压力，是一种很不客观、也不可能真正有助于解决危机的态度。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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